■毕书之

　　河南登封市收废品的农民李怀周，近日牵头联合乡亲悄悄地为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立了一块功德碑，颂扬张主政以来的“功德无量”。

　　消息一出，全国网民都笑了。有人说李怀周是拍马屁，并且多半是拍到了马蹄子上，“就等着看笑话吧”；也有人说即便立碑是李怀周的朴素想法，却也是“狭隘的媚 权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公民观念格格不入。立得？立不得？一时间议论纷纷。

　　我非常理解一些网民的“火冒三丈”。这些年，大家接受了很多现代政治理念，比如公民要有独立人格啦，比如对于掌权者任何多余的敬畏都非常可怕啦，等等。这些多来自西方政治理论的思维一个基本的假定前提就是：人性是恶的，而官员的人性尤其要从“恶”的角度来提防，只有把公权放到铁栅栏里，才能避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避免他们祸害人民。从这样的角度想问题，给官员立功德碑这回事儿，当然无异于愚昧落后的一棵“大毒草”。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割裂中国的传统。窃以为，如果这功德碑毫无其他背景，纯粹是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朴素表达，那么，我们用这些现代民主思维来讥讽他、嘲笑他，似乎又有失厚道。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很多人是坚信人性善的，而官员的人性尤其是“善”的——— 内圣方能开出外王花嘛。所以，国人曾非常崇信“青天大老爷”，官员做了点好事，便也会由衷地感恩戴德，送送锦旗，签名拥戴。君不见“小混混”出身的李卫，因为为官一任能造福一方，最终得到了“万民伞”的至高荣誉吗？君不见就是在登封，原公安局长任长霞因一心为民，去世后被民众传颂甚至拍成电视剧来纪念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可毕竟没有哪条规矩说，只有死去的人才能被公开赞颂吧？

　　当一些传统基因与现代民主思维产生碰撞之时，究竟应该怎么看？我以为，简单的吹捧与简单的讥讽都有些“轻佻”了——— 我们不能无视传统，空谈现代公民社会，认为只有说官员“坏话”的人才是有现代民主意识的人，谁替官员说好话谁就是“奴才相”；我们也不能死抱着传统，盲目地放大“父母官”情结，随随便便就为一两个“爱民”动作感恩戴德。

　　今时今日，我们或许需要接受的是这样一个理念：若批评有自由，则有人立个“功德碑”也没什么可怕，因为伴随赞颂的批评可以起到舆论的“矫正”作用；如批评不自由，一个社会好话当道，大家看到了太多报喜不报忧的东西，则“功德碑”立多少个都没有意义，从骨子里大家就不接受。

　　也就是说，只有在批评与褒扬都能够自由存在的前提下，一个农民对于市委书记的颂扬才能够被正常接受——你表达你的感恩之情，我表达我的谴责之意；你可以在碑文上刻“肉麻”的“功德无量”，我也可以通过电话、网络公开表达我的不满……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不同社会力量、不同社会声音彼此制衡时下面留下的那片空间，自由绝对不是只能赞扬或者只能谴责的“自由”。

　　遗憾的是，酒后到政府门口骂两嗓子被抓的，发个短信说两句不是而被捕的，到网上发个帖子被查的……赞扬的自由似乎“享受”很足了，但批评的自由还很欠火候。当公民认为“非议”的权利没有完全张扬的时候，就会对赞颂公权的话语充满不屑，落实到“功德碑”事件上就是浮想联翩：一个收废品的怎么就能写下“嵩岳巍巍，颍水泱泱”“赫赫伟绩，惠泽八方”这等文绉绉的语句来？背后有没有“高人支招”呢？

　　唯有公权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舆论任何批评的时候，也才有资格毫无障碍地接受到舆论的褒扬；否则，面对此类赞颂，恐怕张书记即便心有窃喜，却也只能如坐针毡。（相关报道见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