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被劳教的事情，任光厚夫妇俩席地而坐，霍彩莲放声大哭，任光厚低头沉思，最后说出一句话“这官司非打不可”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物权法高票获得通过

　　1996年，当陕北农民任光厚将榆林地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推上被告席时，他碰触了国家最敏感的一根神经：选择法制还是法治？只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吗？

　　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法治”，这个蕴含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的词语，伴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出台，真正走进了执政党的纲领之中，也走进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枣花开了，香气淡淡的，枝头的杏儿也红了。窑洞门前，老猫慵懒地伸长了身子……这是陕北高原上一个普通的夏日。

　　“没办法提哩！”任光厚眼圈红红的。妻子霍彩莲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对这个家来说，12年前的那场“民告官”，虽然最终以他们的胜利收场，但至今想来，伤痛仍远远大于当年“告赢”了政府的那份荣耀。

　　一块土疙瘩引发的冤案

　　1996年，岁月长河中一个看似普通的年份。这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法学家王家福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作了一场讲座，题目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座后，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对依法治国的意义做了全面的阐述。

　　依法治国，简单的四个字背后，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法治理想。很快，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依法治国”成为人们议论的热词，在一些地方，“依法治国”被简化成“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依法治路”、“依法治厂”的标语，出现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

　　这一年，陕北农民任光厚41岁。他初中毕业，从没学过法律，更没打过官司。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他骨子里只相信一点：人要讲理。可这一年，他遇到了一辈子“最不讲理”的一件事，糊里糊涂被关押了160天。

　　任光厚是清涧县双庙河乡董家山村人。1996年，他东凑西借刚给家里打了新窑，4个儿女也都即将成人，日子正渐渐好起来。不料这年8月，因为二儿子任爱明无意间“冲撞”了乡政府干部，给全家人带来一场牢狱之灾。

　　“那年我刚18岁，出事那天是农历七月初八。”12年过去了，任爱明仍清楚地记得自己“惹下麻烦”的所有细节。那年8月21日下午4点多，任爱明看见自家院子上空的电线杆上蹲着一只猫头鹰，就想赶走“那不吉祥的家伙”，他捡起一个土块，随手丢了过去，不料土块掉在了院外路过的人背上。

　　此人是在村里下乡的乡政府干部王锋。这下麻烦大了，王锋等一帮乡干部进来“论理”，双方争执起来。几个乡干部随后把任爱明带到另外一户村民家“询问”，任的母亲和哥哥、妹妹也追了过去，双方争吵不止。直到任光厚闻讯赶来，为了息事宁人，他忙不迭地给几个乡干部赔礼道歉。“等明天再说这事！”乡干部临走时撂下话。

　　第二天即8月22日，在双庙河乡政府，清涧县一位政法委副书记和县公安局副局长贺某等人正在下乡，乡领导就把“干部被打”的事作了一番汇报，贺某当即派了两个民警和乡政府干部一起“调查处理”。一起冤案就此展开序幕。

　　骂“领导”全家被“收拾”

　　当天，两名干警和4名乡干部前去董家山村调查。

　　因为事先知道任家父子在修路的工地上干活，他们在村口“兵分两路”。乡干部一路去找任爱明，民警进村调查。法院后来的审判结果确认了这些事实：当时民警康平吩咐，把任爱明逮住后铐上手铐！就这样，正在工地上干活的任爱明被戴上手铐，任光厚也被叫了过来。与此同时，两民警进村后路遇任爱明的哥哥任正明，双方发生冲突，警察也要给其戴手铐，撕扯了起来。“这时候，我妈和我妹妹、弟弟也赶来了。看我和我哥都被铐上了，就和他们争吵起来，结果是我们一家人都被抓走了！”任爱明回忆。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任光厚一家的“牢狱之灾”更加不能避免：当干警和乡干部“押”着任爱明等人走到大路上时，遇到了县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和下令“调查”的公安局副局长贺某，任光厚和贺某“讲理”时，因为骂了对方“你不是娘养的”，对方勃然大怒，当天，清涧县公安局就把任光厚夫妇和任正明收容审查，给任爱明和另一个弟弟行政拘留15天，给任光厚16岁的女儿治安警告处分。就这样，一家人全被“收拾”了。

　　任光厚夫妇俩和大儿子一直被关到9月4日，公安局才呈报榆林地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三个人劳动教养。3个月后，结果下来了，任正明劳教3年，任光厚劳教两年。霍彩莲劳教两年，所外执行，缴纳保证金1500元。其间，任光厚一家没有任何为自己辩解和申诉的机会。在劳教决定书下来时，他们已被超期关押3个月之久。

　　1997年1月7日，马上要过年了，任光厚和儿子被送往劳教所执行劳教。妻子霍彩莲则被打得满身伤痕，回到家中“所外执行”。

　　一个好好的家，此时几乎垮了。任爱明和69岁的外爷，开始为营救家人奔波。他们找到了榆林地区律师事务所的吴文律师，早年在清涧做律师的吴文同情他们的遭遇，接下案子。

　　诉状递到榆林市人民法院（现在的榆林市榆阳区法院），法院很快受理了。就在案件进行中的1月28日，榆林市人民法院作出了停止劳动教养执行的裁定。当年腊月，赶在小年这一天，任家父子终于暂时回到了家。“那天，父亲回来了，我跪在地上哭了好久，我觉得都是我连累了爸爸和哥哥……”任爱明至今想起那一天，依然泪流满面。

　　告倒劳教委员会

　　“这个案子实在是太荒唐了，就是一场闹剧。”吴文说。他记得自己接手案件时，就认定这个案子一定会赢，但关键是法院是否受理。还好，案子被顺利受理，因为是行政诉讼，法院也很重视。公开审理中，任光厚一方提供的各方面证据都很确凿，而公安机关办案的程序漏洞百出，很快，一审判决就出来了。

　　榆林市人民法院认为：清涧县公安局在未查清真相的情况下，即偏听偏信，在未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就对任正明使用械具，并错误地委托乡政府干部对任爱明使用手铐。在清涧县公安局违法执行公务的前提下，任光厚等才和干警发生撕拉行为。法院因此认为，榆林地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撤销了劳动教养决定。

　　拿到一审判决的任光厚哭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和法院打交道，没想到法院判得这么公道！但很快，对方不服上诉。

　　这次宣判，一直拖延到1997年的5月20日，距离他们被抓已经过去了9个月。当时法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最终，法院还是依法确认了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维持原判，驳回了榆林地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上诉，400元诉讼费也由劳教委员会承担。

　　终于胜诉了！当最终的结果出来时，小山村里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乡亲们和任光厚一家，共同欢庆迟迟到来的公正结果。

　　吴文还记得终审宣判后公安局和乡政府的尴尬。“这么判，让我们以后咋做工作嘛！”一位公安局的领导当时就曾这样说。

　　和政府打官司“需要勇气”

　　12年过去了，对任光厚一家来说，曾经承受的悲伤、屈辱已经成为过去，但提起旧事，他们依然很伤心。

　　想起当年，人被抓了，庄稼撂荒了，果园顾不上了，为了讨个公道，他们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前后负债12万元，一直到今天，还有欠款7000元。“打算今年好好干，把最后这笔欠款还了。”在内蒙打工的任爱明说。他曾经在内疚和悔恨中煎熬过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觉得是自己当初一个无意的举动把家人拉进了深渊。其后多年，他一直在外打工。

　　但案件最后的光明结局也多少让他们有了一些心理补偿：当时，他们打赢官司的时候，轰动了四乡八里，人们奔走相告，感叹于法律的公道，也感叹于这一家人的坚忍。

　　而在那个村庄，任光厚是“民告官”的第一人，一直到现在，再没有人和政府打过官司。“这是需要勇气的。”

　　任光厚觉得通过这个案子，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人还是要讲理。”不久前，他又打起了他生命中的第二场官司，对方也是村民，屡次侵犯他果树的财产权，他决定再次通过法律来讨个公道。“我劝我爸别打了，毕竟打官司挺难的……”任爱明说。但父亲坚持要通过法律给自己讨个公道：“当年那么大案子，咱都赢了……”

　　而对吴文来说，他也一直记得这个案子。“在我所代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这个案子是比较完美的。”

　　他记得，1996年，正是律师法颁布的一年，也是行政处罚法颁布的一年，更是“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一年，是“法制”与“法治”正在争论的一年。依法治国很大程度上是“依法治官”，对这个国家来说，司法进步是在点滴之中取得的，1996年，他和任光厚等人一起，再次体会了这个国家对法治的迫切呼唤。

　　“现在行政诉讼还是不容易”

　　今年已经64岁的吴文，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第一代律师之一。30年的法治变迁，作为一个律师，他有着深切的体会。

　　1981年，清涧县法院决定成立一个法律顾问室，其实就是清涧县律师事务所的前身，这也是清涧县第一个法律服务机构，但当时只是县政府下面的一个部门。当时办公室只有吴文一个人，他实际上成了清涧县的第一个律师。1983年，清涧县律师事务所成立。“那时候，人们对律师、对开庭都感到非常新鲜，开一次庭，常有几百人去听，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去听，记得我们开庭都是在剧院里开的，而且人们都是不请自来。”吴文回忆。也正是因为他在清涧县做律师的经历，后来任光厚一家找到了他。

　　对任光厚一案，吴文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教养制度问题太多了。“法律规定，不经过审判，任何人不能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但偏偏劳动教养不需要经过审判程序，公安机关直接就能剥夺人身自由，而且最多长达3年！”吴文说。当年他就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劳动教养制度的缺陷，希望至少予以改进，但没有回音。“我印象太深刻了，这一家人被劳教，完全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而如果通过正当的司法审判，根据事实和法律，任光厚一家绝对不会被关起来的。”吴文说。

　　此后的吴文一直在关注劳动教养制度。他注意到，公安机关一年劳教不少人，但很少有人提起行政诉讼。“有的人本身有些问题，更不愿起诉了，因为这个诉讼太难了。”2003年，在收容审查制度被废止后，劳动教养制度再次成为法学界诟病的一个“恶法”，近年来，不少法学专家呼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立法机关也予以重视。“行为纠治法”有望代替旧的劳动教养制度。这一切都让吴文很关切。“当年，任光厚的案子能赢不容易，到现在，行政诉讼其实还是很难的。这其实和政府部门的观念等都有关系。我们的官员至今还没有习惯做被告。”吴文说。本报记者 江雪 郭魂强/文 郭魂强/图

　　“法治”“法制”之争

　　法治：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

　　法制：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法规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法制”与“法治”之争，出现在1996年，并非偶然。1978年开始，伴随着1982年新的宪法颁布，中国人已经开始萌生、起步了建设现代法律自治的过程。

　　1992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真正启动，中国在私法领域内，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建成。但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否意味着一切已经在法律的秩序下规范运行？

　　显然不是，行政违法案件频频出现，一些部门执法作风备受诟病正是其证明。事实上，1996年之前，法学界已经倾向使用“法治”一词，而在官方和政界话语中，依然使用着“法制”一词。伴随着当年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法制”与“法治”的争论也越来越热烈。

　　法制，在这场争论中被形象地比喻为“带刀之法”，许多学者认为，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理念中，法律还是刀把子，是专政工具，对于经济活动、制度文明很少起到作用；而法治，则是“从水之治”，水是温柔公平的象征，象征着“法”的真正价值。另外，法制更多地是指法律制度的建设，是静态的；而法治，则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或者理想，指的是所有的人、政党，所有的社会活动都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运行。

　　正如学者郭道晖所言：“法治是人民之治，非群众之治；法治是以法治国，非以党治国。”

　　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确立下来。文件提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虽然用的还是“制”，但在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中，则悄悄改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之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就固定和延续下来了。

　　纵观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话语之争往往是很重要的，1996年的这场争论亦如是。从此之后，中国人选择“法治”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走向法治的道路很漫长，但一切都已经开始，人们正怀着信心，走向前方。本报记者 江雪

　　30年法治大事记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根据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

　　1979年 全国人大一次通过7部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重要法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中国的法制建设在中断多年后开始恢复和发展。

　　1980年 设“两案”特别法庭。9月26日至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公开进行审判。

　　1982年 11月26日至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彭真所作的宪法修改草案报告；通过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5年 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行到五五普法阶段。

　　1988年 宪法修正案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3年 宪法修正案否定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确认“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法律地位。

　　1994年 中南海首开法制讲座。12月9日，中共中央根据司法部党组的建议，中央第一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江泽民主持讲座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讲人是时任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题目是《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

　　1995年 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题是 “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996年 中共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2月8日，在这次讲座的总结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要依法治国，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述。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把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同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严格界定了公安、工商等行政机关对公民和企业进行处罚的范围和责任。

　　1997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召开。报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表述已变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9年 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等入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通过。

　　2001年 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

　　2003年 孙志刚事件震惊国人。同年，废止收容遣送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

　　2004年 私产入宪，人权入宪；明确提出了“依法执政”。7月1日，《行政许可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在由单纯的“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2005年 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明确从2007年1月1日起，所有死刑案件核准权都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2007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一个独立篇幅、即第六部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题，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通过实施。

　　2008年 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实施。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将于8月1日实施。 据《法制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