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叛逆的胎记，是青年亚文化的主要武器，从未放弃对保守的社会体制提出尖锐的质问。

　　上世纪60年代的民歌运动是摇滚乐与政治关系的原型；70年代的华丽摇滚、朋克摇滚将音乐、青年亚文化和社会颠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80年代的“红楔”、“四海一家”等运动为音乐与政治的结合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样板；90年代至今，面对全球化、环境污染、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等更加复杂的社会议题，摇滚乐在丰富自身形态的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样的反抗姿态。

　　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琼贝兹、冲撞乐团、U2、“电台司令”……当我们被这些伟大的摇滚乐手感染时，可曾留意到他们面对社会种种不公时的呐喊？

　　一个时代

　　摇滚乐推动社会改造

　　差不多二十年前，台湾的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政治刚刚松绑，各种民间的社会思潮骤然倾泻而出，校园社团风起云涌，二十来岁的青年们忙着用各种方式改变世界，发泄自己的青春期苦闷。而摇滚乐以其与生俱来的反叛本质，很容易就抓住了众多青年的心神。这其中，包括了《地下乡愁蓝调》的作者马世芳，也包括《声音与愤怒》的作者张铁志。

　　本书回顾了历史上摇滚乐与种种社会运动的关联，并在回顾中去提问、反省音乐介入政治的各种可能性与局限，书中的故事都是西方的，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而且想用一本书梳理整个的摇滚反抗历史，作者似乎也有些力不从心，但作为一部摇滚乐推动社会改造的普及读本，此书无疑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至少我在阅读之前，并不知道我曾非常热爱的“电台司令”，还在反全球化的斗争中出过大力。

　　借由着新书的出版，张铁志近期来到大陆与多位学者、乐评人、乐手以及普通读者进行过交流，其中很多人对“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这个话题已不再关心，对摇滚的普遍失望以及对社会运动的普遍抵触占领了大部分人的脑海，但张铁志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颇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大陆是他了解到的赋予摇滚乐最多社会意涵的地方，人人都希望，或者曾经希望摇滚乐能扛起改变社会的大旗，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我不禁在想，是我们改变了摇滚乐，还是已经被其改变？ 东北的云

　　一些明星

　　摇滚史上的代表人物

　　埃尔维斯普莱斯利 （猫王，1935～1977）1950年代最有影响的歌手，素有“摇滚乐之王”的称号。他虽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使摇滚乐在世界范围的流行普及化。

　　约翰列侬 （1940～1980）20世纪最伟大的摇滚歌手及文化人物之一，披头士乐队的主唱及灵魂人物。列侬对和平的热爱与对保守势力的嘲讽，更使他成为了最受人们敬仰的公众文化人物之一。

　　崔健中国摇滚乐之父，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在欢呼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中国大陆摇滚乐诞生了。

　　一种文化

　　中国大陆摇滚：叛逆下的草根艺术

　　就家庭背景和个人社会关系来说，中国摇滚艺人显然不是当前社会主体的既得利益者，与主流文艺共谋不但缺少血缘因果联系，而且就家庭结构的文化趣味与经济利益来说也缺乏内在联系。作为非主流的摇滚青年，他们从事的草根艺术带有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作用下的很多必然因素。当然，主流文艺工作者中也有底层人士，但这只是一段特殊历史、特殊机缘导致的特殊结果，它与1980年至2005年的中国社会转型和1949年以来的历史分岔无关。

　　摇滚艺人的个人成分有学院叛逆分子、底层文艺青年、街头问题少年这样几种类型。

　　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唐朝乐队的主唱丁武、眼镜蛇乐队全体、黄种人乐队主唱、亚洲地区颇有名望的吉他大师歇斯、前鲍家街43乐队群体，这些分别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的摇滚艺人，虽是摇滚族群中极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也纷纷“背叛”各自所学的专业以其自我而新锐的姿态，与其他艺人一起，或拿起吉他冲上摇滚舞台，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面向青年大众的麦克风前。战斧乐队的核心成员是吉普车工厂的底层工人，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是宾馆保安，阿修罗乐队、龙门阵、新蜂音乐旗下的艺人，介入摇滚前曾是小厨师和琴行里的学徒工，有的甚至还是来自农村的打工少年；民谣歌手洪启、周云蓬、尹吾曾是退役士兵、流浪歌手、食不果腹的街头卖艺青年；集合在嚎叫唱片旗下的“无聊军队”则是混迹北京海淀五道口一带的地下朋克。这些叛逆者、底层艺青、地下朋克选择了中国摇滚，因家庭背景、社会问题及其个人原因，同时也选择了与主流界限分明的民间前卫的草根艺术之路。

　　为自由，为心灵，为良知，为时尚，为赚钱，为爱情，为欲望等等，因为各种理由，一哨人马，处处烽火，中国的非主流文艺青年，20年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集结、解散、重组，生生不息地摇滚起来。

　　中国摇滚人在见证时代变迁，歌唱各种与中国相关的芸芸万象和茫茫众生时，一首与其有关的《我开始摇滚了》无疑也在歌唱他们：

　　“我没钱没地位，因为我爸他没职位，我爸不可能受贿，我也不惭愧/我从小很刻苦，可学的东西没用处，我学了10年算算数，可最后让我喂猪/你给我指了条路，让我替你扛包袱，说：活着就得装糊涂，要不然就开除/我不想装糊涂，想找个地方住，我浑身都是嘴，却挨了你一腿/我开始摇滚了，我先留头发再剃个秃子/我开始摇滚了，谁借我俩儿钱我买把吉他/我开始摇滚了，我喝点小酒再找点想法/我开始摇滚了，我摇不摇滚(要不要滚)，我要你滚，我要你滚……呸！”

　　这首由王亚楠作词作曲，王宝与正午阳光乐队首唱，雪村翻唱的音乐评书，属于当下中国摇滚人这个民间草根营地中的“新儿女英雄”族群，当然，它也应当属于人们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思考，或者多少都与自己有些关系的某种心灵的历史。

　　郭发财 （著有 《枷锁与奔跑－1980～2005中国摇滚乐独立文化生态观察》）

　　一种诞生

　　“理想失落”催生摇滚

　　中国的摇滚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滥觞则是文革。这一背景与产生于西方的摇滚乐的背景是不尽相同的。美国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陷入朝鲜战争和越战之中，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政府，使他们一刻都没有远离战争，而越战，更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有着深重精神创伤的经历，于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战和嬉皮，反主流的文化催生了摇滚音乐。“主流价值与非主流价值之间，成人社会和青年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隙，摇滚乐就是从这道‘西方伤口’中得以借势绽放的一朵青少年艺术之花”就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解读。文革是一场巨大的民族创痛，生于其间的中国青年，经历了“革命理想”的巨大失落。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以知青大返城为终极。当他们收拾自己的行囊，才发现“一无所有”是现实…… 王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