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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云儒情真意切说陕西 |
我虽然是南方人,但在西安生
活了四十年,对老陕,对乡党我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就像龙应台批判台湾,她说,因为我深深地热爱台湾,所以,这个话只能由我来说。同样,反思陕西的一些话,恐怕也只能由我来说。
“因为我热爱陕西,所以,这个话只能由我来说。”在陕西居住了45年的著名评论家肖云儒意味深长地说,因为他希望陕西发展得更好,所以必须反思,必须对我们陕西人的一些“精神陋习”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记者:为什么在陕西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提出这个问题呢?
肖云儒:近年来,陕西的形象在中国和世界都有很大的提升,陕西的新形象正由历史走向现实,由人文走向经济,由社会走向生态。在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之中,我们更要有忧患意识和韬晦精神。在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的今天,广开言路,尤其是关注反思性意见,显得十分重要。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陕西在中国的形象?
肖云儒:要走出陕西看陕西、走出历史看陕西,多从市场经济、都市文化角度看陕西,不能总是关着门来看陕西,回过头来看陕西。一提起陕西,我们就大谈周秦汉唐而不知再有其他,其实宋元明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宋明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又一个全盛时期,很多方面处在世界领先地位。除了历史、除了村社文明,要多谈现在、多谈都市文明、多谈青春气息。多年来,我自己就常常从一种单向的思维定势出发,力挺陕西。首先需要自我反思,不能老局限在狭小的时空坐标上。
记者:作为一个曾经的外省人,您觉得“外面人”对陕西人的印象是什么?
肖云儒:我们请外地客人吃羊肉泡时都会问:好吃吗?客人怎么回答?碍着面子都会说:好吃好吃。但是这样带有礼貌性质的话能全信吗,我们不能盲目听信别人的情面话,来自我满足。
有这样一种说法:陕西人醒得早,起得晚。也有人说,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州人什么都敢吃,陕西人什么都不在乎,因为,我们有王朝子民的优越感。还有人说,北京人霸气,上海人洋气,陕西人却是暮气。这些说法可能是偏见和误传,但是反映了陕西人在外面的形象,因为我们没有温州人能吃苦,没有深圳人思维灵活,我们往往偏执地宣传陕西人的“生、冷、蹭、倔”。没错,这四个字的确包含着坦率、质朴、执着的优点,可是也容易让人感到陕西人不热情、不好接触、缺乏弹性、思维二元对立。
记者:造成陕西人这种形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肖云儒:第一,可能有偏见和误传,外面人对陕西不了解,而我们对外的形象宣传影响力又不够大;二是一些人的GDP中心主义在作怪,老在单维坐标上比经济指标,对陕西的综合实力估计不足;三是我们自己也的确有点自我陶醉,自我感觉太良好。
记者:你觉得陕西人都有哪些精神陋习?
肖云儒:说“精神陋习”也许有点重了,重一点也好。我用的是“精神嗜好”。能不能说陕西人有“十好”?好溯源、好为中、好称大、好不争、好自闭、好自足、好沉稳、好名分、好非异、好农本。
记者:您原来是南方人,这么说,不怕陕西人误会吗?
肖云儒:怕,但还得说。我是南方人,在西安生活了四十年,对陕西乡党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就像龙应台批判台湾时说的,因为我深深热爱台湾,所以,这个话只能由我来说。对陕西,这种反思性的话,好像也可以由我这个有45年三秦生活史的人来说。本报记者 狄蕊红/文 王智/图
陕西人的“十好”
■肖云儒
一、好溯源
古长安,古关中(秦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史最悠久的那一段写在“咱陕西”。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农氏和后稷最早教民稼穑,因此认定中华民族从游牧向农耕最早是从“咱陕西”开始的。造字的仓颉,是关中白水人,由此汉字是“咱陕西”创造的……谈到这些,秦人无不兴高采烈。我也经常谈,眉飞色舞。
这些史料,大都是对的,值得我们骄傲。有的虽系传说,也是秦人美好的愿望,它一直构成秦地重要的精神凝聚力。但如果我们总是陶醉在过去的辉煌,总做源头上的冠军,而有意无意忽略我们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滞后和欠发达,不是很有那么一点悲哀吗?
二、好为中
似是而非的中心论,也是秦人自傲于人的资本。如果说中国是中央之国,这个中央之国十三个王朝的首都西安,那就是中央之国的中心。西安在空间位置上恰好在国之中央(其实国之正中在兰州),因地位居中,北京时间也采用陕西天文台的报时(时间中心)。西安城北的泾阳又是中国的大地原点(空间中心)。这种时空的中心感,使西安人感到自己辐射着整个中国,当然可以自傲了。“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埋的是皇上”,一说到黄土地下的72个皇上,腰也挺了,气也粗了,声也大了。
三、好称大
陕西无论从面积、人口到经济力量,乃至政治影响,在中国都不算大省。但正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剖析秦俗时说的:秦“悍然有拓八州而朝同列之气”和“强毅果敢之资”。陕西人一会儿说自己是文学大省,一会儿说自己是文化大省,一会儿说自己是科技大省,一会儿说自己是文物旅游大省,其实要较真儿,我们只是文化资源大省,同时又是文化产业小省,文化资金穷省。
陕西省科技人员比例在全国很高,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却不算高;科技人才固然多,中、低级人才比例却过大,高级科技人才还匮乏,结构失衡;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和管理差距很大。
秦人的确应该深思,这样、那样的“大”,加起来为什么反倒等于“小”,反倒成了一个经济小省呢?
四、好不争
儒的哲学是“入世”,道的哲学是“不争”。秦人一面好入世,一面又很君子,好不争。道的不争是一种精神境界,秦人的不争情况却很复杂。
因为我们穷,说不起话,也争不过别人,便不争。我们到了京城,总是坐在旮旯拐角,当二排“议员”,很有点自惭形秽的样子。不说话还能显出一点矜持,一说话反倒露出了穷酸。当然“争”不光是争钱,重要的是争项目,又不光是争经济项目,也包括争精神文化资源、资产和市场。在抓经济和文化项目上,我们常常过分大度、宽厚,在本地举办的洽谈会上,有的项目让别人空中飞人般截走了。
五、好自闭
西安的城墙是全国惟一一个保留完整的城墙,它的文物价值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但若仅仅从精神意象上看,西安城墙是历史老人盖在黄土地上的一枚印章,它也深深地盖在陕西人的心上。
封闭内视是陕西人的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在历史的镜子中,反复端详自己,发掘自己逝去的风韵,美人迟暮却顾影自怜。
自闭的直接后果是自执、偏执、执拗、倔犟,一条道走到黑,不愿根据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调整坐标,这可能是关中人“生、冷、蹭、倔”的负面表现。
六、好自足
有个老朋友快要退休了,单位让他到南方各地考察了一圈。回来后,他对我说,走了这一圈,我发现天下最好的地方还是关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富裕的南方都在进行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我们这里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的现象却俯拾即是。
西安市郊的农民由于城市的扩展,正逐步地失去土地,绝大多数的人将土地补偿金作为自己搞实业、搞商贸的起步资金,但是也的确有不少农民靠吃地租、房租过着闲散慵懒的日子,乃至于成为新时期农村的“八旗子弟”。在西安有许多小市场,像布匹、装修、饮食,都被浙江人、四川人占领,山西旅游的广告和网点已经直逼西安,西安人的钱装到了人家的腰包里。
七、好沉稳
陕西人好静不好动,好出门不如赖在家,金窝银窝不如穷窝,在一种静态生存中讨生活。对于动,对于变,常常不很适应。“挣起赔不起”,怕风险求保险,这些与现代大都市日趋激烈的竞争氛围格格不入的文化心态,仍然根深蒂固。
咱们老陕信奉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满足于低水平的消极平衡。其实我们祖先并不是这样暮气沉沉的啊,他们以活跃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建功立业,开创了一个一个的新局面,比如周的管理(周礼)、秦的改革(商鞅)、汉的开拓(汉武帝和张骞)、唐的开放(贞观之治),都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社会思潮和社会管理的每一个方面都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
我们的祖先比我们年轻多了,而我们比祖先还老态龙钟,这真是历史的幽默。
八、好名分
陕西人穷讲究、好热闹。干啥事都讲形式,求排场,爱搞繁琐仪式,而且总要把这些形式、仪式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和好静不好动相反,陕西人爱起哄,爱围观,爱赶时尚,既满足了好面子的主事者的面子,又满足了自己浮浅的小市民式的好奇,给平谈的生活加了一点装饰音,放了一点调和面。
在好面子、好起哄的混乱中,陕人从不忘争名分、排位序,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活动、会议和仪式,请官员、请名人并且给官员、名人排名单,总是最重要、最麻烦、最煞费苦心,而最后又总是闹得八面不讨好、四处焦头烂额的一件事。
在这里面,我们浪费了多少精力、时间、金钱,引起了多少明争暗斗,如果把耗费的这些能量都输到发电机里去,古城的夜景会美丽一千倍吧。
九、好非异
“异”不一定是反对自己、阻碍自己的东西,更多的情况下只不过是和自己不同、自己感到陌生的东西。对于异己的人和事,开始是好奇,接着便看不惯,并且热衷于把这种看不惯传播出去,形成舆论。再下来,舆论诱发行动,非议便转化为排他。
如果所“异”者是错误的、落后的,那活该“非”了他;如果“异”的正确,甚至“异”的进步,“非异”便常常构成一种社会前进的障碍心理和消解力量了。
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综合发展阶段,不见得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谁打败谁的问题,更多的情况是互通互融互惠各家优长,转化为发展自己的动力。一味地非异、排他、“在斗争中前进”,已转化为现代社会的会商、会通、会合,在“共赢”中一道前进。
十、好农本
我们愈重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就愈要反思农本意识。今天我们是用现代化、科技化、市场化这“三化”来抓“三农”,建设新农村,而农本意识导致重农抑商,只愿意在土地上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换取低水平的生存循环。最重要的是农本意识使人对市场、对商业、对金融怀着天生的戒备。农本意识在人际关系上,自觉不自觉地以血缘、族缘、地缘关系网代替在事业中建立起来的理解和友谊,代替公平、公正、公开的现代竞争。血缘、族缘、地缘关系网,是种种不正之风的温床、权力腐败的温床……
如果这“十好”是一面镜子,我想说,它首先照出了我自己精神上某些零碎的影子。因而,尽快甩掉千年文化积淀的历史重负,知耻而后勇,才能轻装疾进,重铸陕西精神文明的现代新辉煌。这样一些结束的话,也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