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春节将至，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所主任、中国年俗文化研究资深专家陈竟教授近日呼吁：“城市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
忽略、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以及商家对洋节的炒作让传统的年俗文化越来越消退，中国应当尽快启动春节申遗工程。”他认为，“只有申遗成功才能遏制年文化的消失。”（1月21日《杭州日报》）
什么叫“只有申遗成功才能遏制年文化的消失”？笔者愚笨，弄不明白这个条件句有什么必然的内在逻辑。按照陈教授的思维，是不是申遗成功，就可以关上闸门，把年文化留存下来？如果申遗不成功，年文化会就从漏洞里流出去？这好比说是，要把流动的年文化舀成一碗水，然后拿着这碗水到联合国去注个册，盖个章子，年文化就像商标一样被固定下来成为自己的，于是年文化就像碗里的水一样静止不流———不流了，似乎就无所谓消失了。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将文化解释为modeoflife（生活样式），我国文化学者梁漱溟先生称“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一西一中，两种说法都指向同一个意思：文化是一种“活法”。
文化既然是一种“活法”，时代社会变迁，“活法”也跟着变化。作为中国人“活法”的一种，过年也会随着时代而变化。我们总听人说现在过年没有“年味”，这里的“年味”大概就是陈教授所说的“年文化”，即各式各样的仪式和礼节，比如祭灶神、扫尘、拜年、畅饮欢宴、放爆竹等，都各有各的文化含义，又比如祭祖、饮屠苏酒，吃饺子、跳灶王、挂桃符、贴门神、熬年守岁等，也各有各的讲究。
反观现在过年，还有多少人了解和沿袭这些年文化呢？恐怕少之又少了。人们的“活法”在不断地变化，现在的春节，时间名称还是旧的，但内容已加入了许多新的“活法”。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化春节”，在大年三十或奋战于工地，或吃忆苦饭，过年也被高度政治化；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人们吃着饺子看春晚，旧民俗变成“新民俗”；90年代中期以来，连稍显“年味”的放鞭炮也被禁了，过年也“黄金周”起来，年夜饭的餐桌也从家里“搬”到饭馆里。从这个极粗的线条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年包含的传统习俗被不断地抽离和抛弃，“年味”就在这一次次的“移风易俗”之中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大家不必为此恐慌。
因此，为春节申遗，申出来的春节很可能是一个过去时态的春节，即从时间的长河里舀出的一碗水，作为遗产未尝不可。但它跟我们的现时生活可能并无太大的关系，真正跟我们有关系的永远是那奔涌向前的“活水”与“活法”。而这，是不能用一碗止水来恒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