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艰辛维权，王亚光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12年前，富平县法院法官王亚光第一次进京上访，在嘈杂的人群中，他的大盖帽和那身笔挺的法官服显得格外醒目，有人忍不住问：“法官也上访？”
这之后，“免
职、旷工扣发工资、公务员考评不称职、待岗”一股脑儿跟来，12年来，王亚光承受着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的巨大压力。2006年11月中旬，法院下发“红头文件”为已56岁的他“平反”：他并未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
回想这12年，王亚光觉得既可悲又可笑，作为一名法官，他竟然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得来的正义和公平，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12年后的“平反”
11月7日，西安市北郊一小区，王亚光正在看书，电话响了，是富平县法院办公室打来的。
“老王，文件下来了……”对方说的文件，便是王亚光奔波上访，力讨“说法”的结果。
王亚光表情平静，寒暄几句便挂断了，继续看书。
富平县农民段民朝一口气打了十几个电话，“老王的事解决了。”他是陕西九届人大代表，渭南市一、二届人大代表，连续多年担任县公安局、交警队的执法监督员，也是王亚光的支持者。电话另一端，王亚光的同学朱继耕兴奋得不知所措，手中的茶杯拿起又放下。
相隔不远的富平县法院像往常一样忙碌，文件已发至各部门。
数日后，王亚光一回到富平法院，便直奔院办拿文件。文件名是《关于王亚光同志上访申诉问题的调查处理决定》，他逐字查看。“调查认定的事实”一栏里，一段文字他格外注意———
“我院党组认为，既然王亚光同志承办的案件‘总体上都是正确的’，且办案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不存在‘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的问题。”
离岗在家一年的王亚光的眼眶湿润了。为了这一段文字，他赔上了整整12年光阴。
他跑到朱继耕家，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终于见到阳光了”，原本容易的事情却走得太艰难。
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的王亚光，1988年分配到富平法院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4年，一起简单的行政诉讼案中，他被指认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从此背上了“抗上”的黑锅。当年，他开始进京“告状”，紧接着，免职、旷工扣发工资、公务员考评不称职、待岗一股脑儿跟来。
从第一次进京告状到“平反”，这名基层法官和所在法院的较量长达12年。
祸起“民告官”
改变王亚光命运的是一起简单的行政诉讼案，“民胜官败”。
案情是：1993年，富平县王某想在单位临街空闲地建房，经单位同意后报县城建局审批。城建局收取50元管理费后，王某动工建房。同年7月，县乡镇企业局因建楼需要占王某建房的地皮，经协商，答应补偿王某7000元。因未收到补偿款，王某拒绝拆房，城建局出面协商未果，便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将王某所建之房拆除。王某不服起诉。
1994年春，该案开庭后经合议庭认为：原告房屋没办理相关手续，属违章建筑；被告收取了原告50元的管理费，应视为同意原告建房。因此，被告应负主要责任。
作为主审法官的王亚光将合议庭的意见提交审委会研究，没想到审委会的决议和合议庭的判决意见差异极大。
“被告应赔偿原告建材损失由2837.60元改为400元，诉讼费原告负担100元，被告负担300元，改为各半负担。”看过审委会决议，王亚光有些气愤：该决议对被告城建局的倾向性显而易见。
当时的富平法院副院长、审委会成员之一孙金才说，这个决议是审委会研究讨论通过的。
不过，王亚光还是按审委会决议印制了判决书，只不过文字表述不同，“我按规范书写了判决书条文。”
宣判后，双方都不服。
王亚光没想到自己会因此惹上麻烦。
违背审委会决议 被免职
突然的“反击”让王亚光莫名其妙。4月28日，法院召开全体干警大会，包括基层法庭在内的100余人挤满了狭小的会议室。王亚光坐在后排，会议快结束时，他去厕所回来时，旁边一同事小声告诉他：“你被通报批评了，说你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
“什么，我改判决书？”王亚光莫名其妙。
会议后，他去找当时的富平法院院长加森有问个明白，被告知“如果写检查，只发书面通报批评；不写检查，则在通报批评同时，免去助理审判员职务。”
“我到底错在哪儿了，规范书写判决书难道有错？”他不明白。然而，他的辩驳并未得到院领导的认同。加森有在随后一次大会上强调，“这是我到富平县5年来发现的第一起违反审判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给予处分。”
果然，5月，一份长达8页“关于王亚光同志部分违背审委会决定制作判决书的通报”出台。“通报”中用“纯属强词夺理”、“狡辩”、“欲盖弥彰”、“色厉内荏”等词汇形容王亚光，指责其“把残缺不全的审委会记录当护身符”，“这一问题的发生，是完全出于故意而并非过失；是政治素质而不是业务水平问题。不承认错误，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不能原谅和宽容的错误。”
看到“通报”文件，原司法局局长张忠林吓了一跳，“简直是一份‘声讨檄文’，对自己同志的错误最起码应该理性嘛。”
王亚光的助理审判员职务被免。
“通报是党组研究定的，从字面上看，判决书和审委会决定不一样，但大意没变。”原富平法院副院长孙金才认为，是最后一条文字表述上差异较大，审委会决定是“受理费四百元，各半负担”，而王亚光写成了“诉讼费四百元，原、被告各半负担”。
宣判后，有意思的是，虽然城建局败诉不服，但未上诉，反而是原告认为法院判得太轻提起上诉。
渭南市中院将案子发回富平法院重新审理。二审中，城建局突然改变态度，给原告王某5000余元“补偿”，原告撤诉，该案了结。
“法官也上访？”
王亚光请假，院长加森有不批。他索性写了6份请假条，院领导每人留一份，转身便走，去北京上访。
1994年11月，北京飘起了鹅毛大雪。王亚光一手提着方便面，一只手拿着装有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文件包，挤进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室。
这是他第一次进京上访，此前，他曾向渭南市中院、省高院申诉，均没有结果。他明白，一个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不会走上访这条路，更何况是一个头戴国徽、肩顶天平的法官。此刻，挤在嘈杂的人群里，心情略显沉重。
王亚光的大盖帽和那身笔挺的法官服和那些上访的老百姓完全不同，人们好奇地看着他，一个山东来的中年男子忍不住问：“法官也上访？”
“是！”“为啥？”……
王亚光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上访的理由。在这些人眼里，法官“告状”，简直是奇闻。出于这种特殊的“同情”，王亚光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得知他是为了一个“民告官”的案子上访的，都很诧异。
王亚光住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招待所。那是一个地下招待所，每天三十多块钱，又可以在招待所的灶上吃饭。王亚光并没多少钱，他和爱人每月都四五百块钱的工资，还要供养一个孩子，如果不上访，日子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但是，每次来北京，花费少则3000元，多则4000元，王亚光无奈因上访而举债。
“上访的人必须承受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的巨大压力，缺任何一个，都难以支撑下来。”
“他那人太拗！”每次上访前，王亚光都要到老同学朱继耕那里坐坐，说说自己的想法。起初，朱继耕挺支持的，可后来，也觉得他对不起老婆孩子，“我劝他算了，他不听！”
王亚光的妻子赵杰倍感压抑，自上访开始，丈夫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孩子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赵杰一提起此事便眼泪汪汪，“还是算了吧，你斗得过人家！”甚至托人给他在西安重新联系了份工作，劝他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但王亚光执意不肯，“一个不公正的东西，比如说判决书，不光是损害了你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也是对法律公信力的损害，是对人民法院形象的损害。我在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在维护法律的尊严。”
他给妻子讲大道理，但自己的心在隐隐作痛。
上访最激烈的时候，他采用了过激的做法，找来一块白布，写上“法官告状”四个大字，穿上法官服站在中纪委门口。结果，被误认为“闹事”带到了派出所问话。
省高院早已认定王亚光正确
其实，早在第一次上访，最高人民法院便批示省高院查处并报告结果。省高院经审查认为，承办人（王亚光）对案件的审理总体上是正确的，富平县法院对王亚光免职、通报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
事情至此，本该有一个了结。然而，落实到富平法院执行的时候，却迟迟执行不下来。
上访并没有改善他的状况。1996年3月和1999年2月，院党组两次研究决定：王亚光请假未批，自行离岗上访视为“旷工”，扣发其旷工期间的工资。
“我上访申诉，都在保证年度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且每次都有请假，为何认定我旷工，扣我工资？”王亚光申辩，但他的复议申请却一直未予答复。一气之下，他拒领工资，“领了，就说不清楚了。”
“将王亚光离岗上访视为旷工，并扣发其工资，是迫于院主要领导的压力。”在后来的调查中，原党组成员一致解释。
“经常请假，到处告状，闹得人心惶惶！我要是领导，我也觉得不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他觉得扣发工资是对的。而院里，针对王亚光的行为争议颇多。
后来，有人找他谈话，只要认识错误，即可恢复审判职务，可王亚光“死不认错”，“我到底错在哪儿了，至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什么地方错了！”
事情出现180度的大转弯，省高院1994年的调查结果又被否决了。在法院的办公室，一次极为不快的谈话在进行。坐着纪检组的几位同志，院里的几个领导在办公室坐着。王亚光夹着两本书走进来，一本是最高法院印制的《法律文书式样》和高等政法院校教材《司法文书写作教程》。
“老王，要给我们上课啊！”一位院领导开玩笑。
“审委会没有明确返还砖瓦的数字，而判决书明确了砖瓦的数字。”纪检组的同志突然质疑。
“判决书为了使‘返还现存建筑材料’这一审委会决定更具体、明确，更符合司法文书规范，保持原则一致，有什么错？”王亚光翻出两本书的具体内容给他们看。
谈话再一次陷入僵局。而后，一连串的“灾难”接踵而来，先是公务员考评暂挂不定；接着，富平县法院实施“庭审和干警双向选择”，王亚光“下岗”了，全院100多人，仅他一人“待岗培训”。
“他的事情太多，没人敢要了。”法院一工作人员回忆。
王亚光绝望了，他再次来到中纪委信访室，拿出水杯，接了水，拿出一把安眠药准备往嘴里塞，一旁的上访者见状，连忙夺了过去……
新闻中的两名富平“法官”
2001年，王亚光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和法院另外一名女“法官”成了富平县众人皆知的“明星”。
当年的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依法办案何罪之有》一文。“编者的话”一栏里写道：“坚持依法办案，这是法律赋予法官的职责，理应得到鼓励和支持，而不应该受到责难和打击。陕西省富平人民法院发生的事令人难以理解。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当最高人民法院和陕西省多家领导机关多次过问此案后，甚至在省高院也曾明确要求纠正错误的情况下，富平县法院院长加森有就是顶着不办，依然我行我素，致使王亚光蒙冤7年之久，发人深思。”
接着，《南方周末》以《一个法官“抗上”的代价》为题，描述了王亚光7年上访的遭遇。该报并未在富平销售，有人甚至趁机从西安买来报纸再运到“富平”卖掉，1.5元一份的报纸异常抢手。
外面虽然“嘈杂”，但法院内部却非常寂静。办公室里，“待岗”的王亚光不用审案子，捧着一本书若无其事地看着。桌子一角，堆放着一堆“培训教材”，第一篇便是《反对自由主义》，其他一切照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0月中旬，国内各大媒体几乎同时刊登一则新闻：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在社会上浪荡多年的“舞女”，摇身一变当起了法官（实际职务为书记员，记者注）。“舞女”法官王某原本是一个农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曾是县城“聚仙楼舞厅”的老板娘，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村妇女，却在当时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富平县法院当起了“法官”。
此事在富平县炸开了锅。巧合的是，王亚光“没人要”待岗培训后一个月，“舞女”法官王某却从远离富平县城的美原法庭调进了法院执行庭。“舞女都能当法官，为何要让王亚光待岗？”群众中传着。
原司法局局长张忠林回忆，当时，退居二线的他接待着来访群众。令张忠林头疼的是，群众不愿意到法院告状了，“这几年，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强了，行政案子也比前些年好办了，但突然出了这事，打击挺大的。”
不久，富平县人民法院院长加森有被停职检查。2004年，王亚光最后一次进京上访。至此，12年来，他进京21次，欠债15万余元。
“公平和正义的代价太高”
两年后，王亚光的问题终于解决。这6年，小至县法院、大到省高院，领导换了一拨又一拨，而他这个已经清楚明了的历史“冤案”却一直搁浅。什么原因？王亚光归结为：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回头看看，岂止用“感慨万千”来形容。这些年，很多人问他：“你这样做值不值？”
“看你怎么看了，为了维护一个司法工作者的尊严，我付出了很多，前程受到影响、差点妻离子散，看起来好像不值。但是，12年走来，我越来越觉得，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
从一开始，王亚光就知道总有一天，他的问题能够说清楚，但没想到奔波了12年。
“做错事很容易，但是纠正一个错误，太难太难了。从调出的处理决定来看，结论是客观公正的，把问题都说清楚了；但是，我用了12年时间，付出了那么多才讨到这么一个结论，这种沉重而高昂的代价本身又是不公正的。”
“用这么多年的时间、饱受精神折磨、放弃家庭幸福来讨一个正义和公平，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王亚光认为，身为一个法官，肩上的担子太重。而令他觉得既可悲又可笑的是，作为一名法官，他竟然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原因何在？
“我们的纠错机制有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渠道和机制上存在问题。”王亚光说。“《法官法》讲，法官有控告和申诉的权利，但渠道不畅通，怎么申诉；《法官法》讲，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但这个给我的感觉是空洞抽象的，我在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时竟然背上了一个‘抗上’的罪名，这个问题又在哪里！”
王亚光说，他的经历或许值得更多的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