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链接：12名湖南桑植县矿工在山西大贤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煤矿补偿给每位遇难矿工家属20万元，出面为矿工家属协调善后处理的镇政府，却强行扣留了总计20余万元的赔偿金。（详细报道见6版）
■错在“收费高了”？
镇上派人协调处理此事时，还带上了律师。虽然煤矿执行统一的补偿标准，律师没事可干，可收的费用却不少，先是索要20万的20％，后又改成15％，最后每户扣除22600元。对此，县纪委干部竟然认为几个镇干部在此事中出发点是好的，处理也很积极，“只是收费高了”。
该协会没有物价部门审批的收费标准，黄耀武不具备会长资格，这些矿工也均未入会，这样类似于强买强卖的行为凭的是什么？这笔钱是地地道道的乱收费。既然是乱收费，那就不存在什么“收费高了”的问题。作为一级政府部门，关注民生，关怀弱势群体，给群众排忧解难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为了金钱而积极“服务”，那简直就太不道德了；作为协会，提供服务、获取利益没有错，错的是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聚敛钱财到了趁“丧”打劫的地步，足以证明他们道德的沦丧到了何等程度。（马廷刚）
■矿难赔偿制度显出硬伤
“发财”发到死人头上了。矿工用生命换来的赔偿金，竟然被某些官员当作了中饱私囊的“唐僧肉”。我们在谴责的同时，不能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卑鄙的行径如何能够得逞？认真审视矿难赔偿制度就会发现，矿工的“卖命钱”被克扣，不仅是个别官员的“黑心”，背后更有制度硬伤。
现有的遇难矿工赔偿制度，大都只规定了赔偿的金额，而对于赔偿的具体程序以及一些细节问题却没有加以说明，给不法分子留下了空子可钻。
按理说，矿主应该直接把赔偿金交到矿工家属手上，可是矿主往往利用强势地位以及法律空子，不与遇难矿工家属签协议，而是委托当地政府对遇难矿工代为赔偿及补助。于是就出现了由政府充当“二东家”的现象。这种制度漏洞给了当地政府官员“雁过拔毛”的机会，替矿工家属“维权”的政府，反过来手里攥着钱成了“老板”，理直气壮地向家属收取“维权费”。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对弱势的矿工无疑是雪上加霜。当前矿难频发，对于矿难赔偿金的支付程序，应该作具体的规定。这方面的制度漏洞不堵住，还会出现“发死人财”的悲剧。（张瑞东）
■“出发点好”就可免责？
正所谓善恶有报，法官黄耀武连死亡补偿金也不放过，落得目前的结局也算大快人心。但是，包括党委书记杨安详在内的几名镇干部毫发无损，还是令人不解。县纪委的解释是“镇干部出发点是好的，处理也很积极。”然而，凭什么认定其“出发点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能不能成为“免责金牌”？
“好的出发点”可能是指镇政府派人出面去山西，帮助与煤矿方协调处理善后事宜。作为刚刚失去亲人的矿工家属，肯定会感激政府的体恤之举。但是，如果因此就称之为“好”，还是有点过誉。反过来考虑，如果政府不闻不问，就是失职。政府现有的行为，只是尽职而已，这也需要老百姓感恩戴德？
“好的出发点”可能是指政府找人代矿工家属与煤矿谈判。但是，赔偿20万元，是明文规定的最低标准，不谈判，家属也能获得。如果维权协会真的帮了忙的话，为什么最后家属获得的只是20万元的最低标准？
“处理也很积极”可能指在政府努力下律师费一降再降。维权协会的初始要价20％，每个矿工的家属必须被扣4万元律师费，家属们不同意，最后降到15％，多数被扣了22600元。这样也要算镇干部们的“好”？
一句“出发点是好的”实在没有说服力。（王东仁）
■荒唐行为缘于“扣留惯性”
是什么促使镇政府伸出黑手？难道仅仅是对金钱的贪婪？贪婪当然是原动力，但笔者同时认为，镇政府如此作为，还缘于长期以来的“扣留惯性”。
作为基层行政管理机构，乡镇政府经常要按政策发放各种补偿金、补助费，如征地补偿款、五保供养对象保证金、特困户救助资金等等。一些乡镇政府在发放这些资金的时候，总是习惯“雁过拔毛”，从中克扣、截留、套取或挪用，久而久之，这些乡镇政府就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扣留惯性”，有时即使资金没有必要过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有所作为”，上述镇政府就是采取了这种“曲线截留”的办法。
要防止此类扣留事件的发生，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扣留惯性”产生的根源，并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制裁。（李先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