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江用半个晌午的时间，回顾完自己68年坎坷的大半生。而后，他站起身，背着手，用他这个年纪特有的口吻轻叹了一句：人啊，这一辈子。
这个在陕北山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汉，大约是在慨叹个体生命永不能停歇的抗争。不同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但放到历史的背景下回望，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也和高林江一样，在农村变革的波澜间沉浮，体会着酸甜苦辣近乎相同的况味。与其说他们是在见证着历史，还不如说是在承载着历史。农民老汉高林江有没有想到呢，其实他所经历的农村变革，正是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永不能停歇的探索和改革。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翻身做主人的新中国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是何等欢欣喜悦。耕者有其田，多少代农民向往的梦想实现了。但与此同时，经历了苦难纷乱年代的赤贫农民，在国家贫困、生产资料极度匮乏的状况下，经营农业的起步是何等艰难！
这应该就是建国初期我们遇到的“三农”问题的重点了。党和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在农村推行合作化道路，生产资料公有，生产问题得到缓解，同时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土地兼并问题。
在这次“百名博士访三农”活动中，一些博士在对曾经的“三农”问题进行解读时，提到了这样的观点：走合作化的道路，归根结底是当时国家发展的需要，是政治问题。
1949年我们在《共同纲领》中制定了未来十五年的目标：进行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走工业化道路。在向工业化奋进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农民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在把农民的土地产出转化为工业资本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极大降低这种转化的成本。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新的“三农”问题出现了。城镇发展起来了，但合作化却不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农民消极抵抗，农业产出少，城乡交换不合算了。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让农民单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三方面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证。
组织化程度降低了，国家要向农民单个收税，税费收取的成本就高了。成本高了，干部多了，百姓交税也就多了，加上用于农业发展的资金有点少，农民的生活很苦，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农业生产发展的潜力不够，又一轮“三农”问题凸显。
税费改革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对个体的农户而言，每年减免的百十元费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生活，但却让他们看到了国家惠农的态度，让他们看到希望。从这个角度讲，税费改革的精神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博士访农过程中，听到不止一人感慨：“种地不交税，盘古头一回。”
中国原本要用15年实现的工业化，实际走了50多年。今天我们又有了新的目标：创建和谐社会。在为实现国家战略过程中作出牺牲的农民，终于开始得到工业的“反哺”。
学者称，“后税费时代”已然来临。没有人能预知未来的“三农”状况，但只要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变，农民的日子必定一天比一天好。
基层政府如何转变为服务性的政府？适应农村发展的新的政策体系如何建立？怎样配置资源，让农村变得更和谐？新的“三农”问题成为我们亟须攻克的课题。
调研过程中，最让博士们触动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和基层政府对立的情绪。有农民甚至说：“他们挣他们的钱，我们挣我们的钱。”博士翁亮感慨，农民和干部没有信息交流的机制和渠道。
所有的乡镇干部都在说，要转换角色“服务农民”，但也有干部对税费减免不乐观。绥德县某乡干部问：“农民今后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政府该怎么领导？”依然把和农民的关系看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看来，任何观念的转变都会有艰涩的路要走。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农业如何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成为学界探索“三农”问题的重点之一。在回顾这五十多年的农村变革之后，我们感受到的是党和政府立足实际、不断求变的精神。正是有这种精神在，我们才有理由相信：“黄宗羲定律”的破解，我们将无限接近。本报记者 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