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辽宁沈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慕马案女贪官焦玫瑰，因三年前《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称其为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的“姘头”，遂以名誉权受到损毁为由，一纸诉状将中国青年报社推上被告席。近日，北京市东城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案。
焦玫瑰曾任国家公职人员，尽管现在已经沦为阶下囚，但其身份仍然具有公众人物的典型特征，她状告中青报名誉侵权，可谓赶了一个公众人物诉媒体名誉侵权的“时髦”。一边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一边是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背后还有公众的知情权），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妥当的平衡点，一直是法律上的一道难题。在法治成熟的国家，法院一般会认为，公众人物比普通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获取了更多收益，理当在隐私权和名誉权上做出一定的让步甚至牺牲，在审理公众人物诉媒体名誉侵权的案件时，法院一般都会对媒体有所偏向。但中国司法界对此没有达成共识，法院判媒体败诉的居多（如“北京首富”李晓华诉《21世纪经济报道》案），也有驳回公众人物诉讼请求的判例（如足球明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故中青报在这场官司中的命运，眼下尚难以预料。
中青报辩称，在他们刊登那篇涉案文章之前，“姘头”之说早已在各媒体上广为传播，而且他们还找出了最早提出“姘头”说的“始作俑者”。法律不能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进行无限追诉，如果“姘头”说法确系不实之词，“始作俑者”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中青报只需为自己的轻微过错（即疏于核实消息来源）承担轻微责任。焦玫瑰提出20万元精神损失费的赔偿要求，远远超出了中青报应当承担的轻微责任，明显是不妥当的。
判断一篇文章是否侵害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更重要的还应当看作者是否具有主观恶意，以及文章是否造成了具体的侵权事实。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焦玫瑰应当证明：第一，被告中青报是在明知“姘头”说为不实之词，或基于正常理性能够判断其为不实之词的前提下，仍然坚持刊出那篇涉案文章，因此带有侵权的故意和恶意；第二，涉案文章刊出后，使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要证明这两点，估计原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至少原告本人看了文章后的激烈情绪反应，只能作为其自我评价出现变化的证据，而不能作为其社会评价降低的有效证据。
法治成熟的国家有“公众人物无隐私”之说，除非万不得已，公众人物诉媒体侵权都是十分不明智的。焦玫瑰准备分期分批状告全国多家媒体，如果她的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法院支持，她或许可以迅速暴富，不过这对于她维护名誉权，“清洗被侮辱的人格”，却并非最佳选择。最终，法院的判决将是至关重要的，它应当让焦玫瑰明白，如果只是为了维护名誉权，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敦促媒体澄清事实，一定要比找媒体逐一算账并提出天价索赔有效得多。上海法院在判定范志毅败诉时，建议他作为公众人物，“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为中国司法界贡献了很有意义的法律理念，值得引为借鉴。潘洪其(北京·媒体从业者）
公民议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