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9农民申请确认兵马俑“发现权”到底合不合理？如何看待他们的举动？“发现权”的提出意味着什么？昨日众多读者拨打热线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应尊重农民的“发现权”
“发现并不只是针对专家，普通人也可发现，迄今世界上的许多发现，就都是普通人发现的。”昨日，很多读者认为，这些农民申请发现权很有意义，应当给予尊重。
咸阳某研究所的司月炜讲，哥伦布是个水手，却发现了新大陆，柏琴只是个学生，却发现紫色染料；法拉第是个装订工人，却发现了电磁感应。历史证明，发现并不仅限于学者、专家，普通人也可以有大发现。因此，临潼9农民的做法，值得倡导，“发现权”值得确认。应在秦俑馆一号坑简介牌上注明这些农民的名字，以证书的形式确认他们的“发现”，这既尊重了他们的权利，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省政府原农工部综合处处长李铁龙认为，发现权实际上就是原始发现权。虽然兵马俑的价值，是市文物工作者花了一定时间认识的，但他们不能被称作发现者。因为他们都是国家专业人员，农民请他做鉴定、做辨别，是他们的义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陆和平副教授认为，农民要求确认发现权很自然，也很合理，不过分，现在兵马俑不仅提高了西安、陕西的知名度，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很值得骄傲的。但是，相比之下，当年发现他们的几位农民却进门还要门票，这很不正常。
“发现权”是一种民事权利
西北政法学院民法学专家、副教授杨巧女士认为，“发现权”是一种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应该给予保护。农民们提出的确认要求，以及署名的要求，从民法上讲，都是合理的。事实上，“发现人”“名分”不澄清，就有可能造成对他们发现权的侵犯，而这些农民出于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其申请举动，无可非议。而且，作为确权之诉，提起诉讼的权利是有的。而至于如何给予、确认其“发现权”，应该依照文物保护法来具体实施。
“发现权”亟待明确化
蒲城大孔乡的蔡润姬是一位热衷于发现的人。今年8月份，他在当地一处山岙处发现了恐龙蛋化石，其化石直径300毫米，比世界现存的250毫米恐龙蛋还大50毫米（而国内只有175毫米）。但是，他发现后，一直没有向外界透露，直到12月初，才经新闻记者采访，进行了报道。为什么这样做，蔡先生讲，除了害怕遭人破坏，再就是担心自己发现的权利难以维护。而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至少谁先发现的，就可以明确。此次9农民申请确认“发现权”，他认为很有现实意义，只有这个权利明朗化、确定化了，才会保护发现人的权利，这样做不仅鼓励发现，对保护文物也很有好处。
兵马俑自古有之不存在“发现”
尽管支持者占了很大的比例，但也有一些读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咸阳魏建国先生认为，不存在发现的问题，秦始皇墓有兵马俑，历史上有记载，是古已有之，怎么能算发现？西安的沈媛红女士认为，农民申请确认发现权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的发现与地理发现不同。兵马俑存在于地下，是有历史记载的，迟早都要发现。且陕西地下到处都是宝，如果对他们的举动不加以引导，势必会引起人们在文物发现和保护的意识方面造成混乱。
对法律有研究的李易亮先生认为，临潼9位农民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根据民法97条的规定，尽管公民对自己的发现享有发现权，但毕竟这种权利是归属到“知识产权”上的，所以这里的发现，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发现，而是通过智力或者创造性的劳动得来的，不是运气或者偶然。而9位农民的做法，仅仅是偶然，故不应享有“发现权”。
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姓李的老师认为，从兵马俑的发现过程看，9位农民固然是发现者，但却不应抹杀文物工作者的劳动。如当时文化馆的赵康民，就是把农民拿来的残片进行长时间拼对、研究后，才真正发现兵马俑的。所以不应该只简单地把农民们的发现归为发现，文物工作者也应算在其中，发现的过程是不容分割的。 本报记者 北坪
9农民申请确认兵马俑“发现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