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十七大三中全会召开，在此之前，国家高层领导人纷纷考察各地农村，胡锦涛主席还去了以“十八个血手印”开启改革大幕的小岗村视察。种种信号都给了民间一些信息：可能此次大会，将要触及到农村更深层次的改革了。而农村改革到目前除了“土地改革”以外，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并无更深可发掘的因素。所以，此次改 革必然是针对土地的使用以及权属的界定而来。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每每向前走的关键一步，都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任何改革措施不可能绕开农村而前进。但更多的可能是，中国的农村虽然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经济形态依然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主而相对分散，改革如果从这里下手，不论是试点还是全面铺开，最初的影响不会大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总是从农村改革开始另一轮更深入改革的原因。

    但一直以来，农村改革最绕不过去的就是土地权属问题。按照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经营权限的年限是30年。而且“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等相关条款，也同样限制着农村土地的使用与增值。承包经营的年限太短已经成为共识，此次相关专家都认为，应该把土地经营权限放宽到70年。如果真是如此，农民土地的经营权限与城市居民的房产年限就是相同的。如果更能附加近似于城市居民房产关于70年之后的保护性条款，其意义的深远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这种方式真的实现，就基本上等同于一种“永佃权”。从理论上说，只有得到确定无疑属于自己的东西，才能带来保障，并且进行投入。而且只有确定了“永佃权”，才能保护农民的土地，不论是征用还是其他用途的商业、公共事业使用，农民才能得到合理的赔偿与补偿。《物权法》已经开始实施了，而占我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在理论上还不能拥有自己耕作的土地的物权，这总是很不合适的状态吧。

    再向深入做一步的话，应该形成土地自由流转的态势。我们知道，拥有一件东西最大的标志，就是可以有处置的权利。“永佃权”也可以是一种拥有，其附加的意义是最终可以自由流转。从这方面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转型到一个工业社会，甚至在大型的城市里已经有了后工业时代的萌芽。有学者说过，改变农村或者改善农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把农民变成城镇居民，也就是说“非农化”。农业到现在已经不再是必须劳动力集中化的产业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已经开始走到了城市中，很多人已经在城市中站住了脚。把农业人口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仅仅是为工业提供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的解放、打破城乡身份差异的行动。

    其次，农村土地如果可以自由流转，必然会产生兼并。在我们曾经的教育里，兼并不是个好词儿，但实际上兼并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以农业为例来说，以工业化的模式生产农业产品，已经是早就实现了的模式。单独的小农耕作不但效率低下，而且浪费严重。当然，这种兼并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土地用途不清、失地农民的生活失去保障等等。这些问题是需要一批相关政策与法律来进行配套的。繁难固然是繁难，但这毕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且在这几年开始的农村养老保险与全民医疗，已经开始这种工作的初期准备。

    所以，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时间上，这次农村土地方面的改革，都应该是一次应该、而且必须的事情。改革开放已经整整三十年了，那十八个血手印应该成为“耕者有其田”——— 这句话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有”字，拥有的意思——— 这个中国自古以来梦想的最坚实的基础。